武廷海：都邑规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准备

武廷海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主任，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副秘书长

30年前，吴良镛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大会的学术报告中，首次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新学术观念，以人与环境相互关系为出发点进行综合研究，旨在构建舒适且可持续的人居环境。1999年，清华大学创设“人居环境科学概论”课程。2015年，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已被列为全球17大发展目标之一。

2024年正值人居环境科学创建30年，5月16日，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清华大学人居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居科学学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4春季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主题为“可持续人居”。会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主任，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副秘书长武廷海作了题为“都邑规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准备”的发言（转自：城中百人）， 欢迎分享。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从学理上探讨现代性的起源。我们此前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城市性（urbanity），亦即中华文明具有城市性。中国古代的城，例如良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家，将整个国土组织为一个城的体系。中国现代性的城市起源，形成了从国家层面城的体系到地方层面单个的城，有多个尺度的规划，支撑和保障了人居天地间的中华文明历程。

   既有研究表明，城市是文明的产物，但不是某种文明的产物。我们要打破固有的认识，觉得这类文明有城市，那类文明没有城市；或者这类文明的城市是标准的，那类文明的城市是不标准的。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城市及其规划的中国式，或者说都邑规画（Chinese Urbanism），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以唐宋之变为例。众所周知，宋代的城市相比唐代的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列举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其中包括产品加速区域化、专门化和商业化，也有城市化。1970年代，另一位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提出宋代的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和城市化。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特点，其中提到“政府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认为政府放弃对贸易的干预和地区经济的商业化萌芽是造成“中世纪城市革命”的重要原因，而不是相反，商业出现了，政府才不干预了。鲁西奇老师研究了唐宋城市的“厢”，认为在关注并强调宋代城市中繁华的市井、热闹非凡的瓦肆的同时，还不应忽视同样存在于城市之中的巍峨肃穆的宫禁、刁斗林立的军营以及横行无忌的官兵……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实际上都是以官府的有效控制为前提的。或可将宋代的城市界定为“官府强力控制下的‘自由’城市”，而并非“近代商业型城市”。

   因此，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中国式都邑规画是怎样的？从历史上看，周世宗柴荣改革了不少五代的积弊，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他在大规划师王朴的协助下营建了东京汴梁城，对城市规划建设、特别是街坊制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显德二年（955年）的周世宗下诏扩筑新城，“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隘，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百姓即任营造”。说的是扩筑新城的原因，首先是考虑军队的空间，然后考虑官府的空间，最后是老百姓的需求。修缮工作首先是定军营、街巷、仓库。从隋代开始，好几个诏书都有类似的特征。显德三年（956年）的诏书又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这种建完街道之后还要做绿化的做法，具有很强的“现代性”。

梁思成先生在《bwin必赢》中指出：“增修汴城之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重。”在“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一节，他特别以后周大梁为例提出“城市设计”：“后周世宗之筑大梁，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眼光者。其所注意之点，如‘泥泞之患’‘火烛之忧’‘易生疫疾’‘寒温之苦’，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他提到的道路、消防、健康、暖通等“城市现代化”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好的人居环境。另外，后周大梁还体现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周世宗允许老百姓在河边上好地方盖房子搞开发，也很有“现代性”。

韩光辉老师研究指出，在城市空间上由封闭到开放、由坊市制转变为厢坊制的同时，在管理制度上，出现了以拥有专门行政管理机构诸京警巡院、路府节镇录事司、防刺州司候司为标志的“建制城市”。他认为，辽、金、元各代建立独立的城市行政机构警巡院是中国古代加强城市治理的创举。这一点和鲁西奇老师的研究并不矛盾，起初唐代军队管理城市，后来渐渐弱化，就融入到地方，出现了古代城市的市政建制。韩光辉老师认为城市建制是城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由个案建制城市出现发展为城市群体或城市体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综上，我认为，秦汉以来都邑作为中央政府置于地方的政治、军事枢纽，如网上之纲，紧紧地控制着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全国的局势。辽金时代形成了路、府、州、县治所城市和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行政建制城市，到元代的时候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行政体系与行政区划。

西汉的《bwin》有一段集大成式规划论述：“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这其实就是空间规划，英文差不多都能够对上。

以上内容不是为了打破“现代性”概念，而是说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城市及其规划对中华文明的空间锚固与维系作用，它作为一个整体，为中国式现代化之为“中国式”做了不同时段的历史准备。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提到新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历史基础的，中国古文献记载非常的完整与系统，这是其他的文化里面很少见的，是我们宝贵的资源与文化遗产，应当激活作为可持续人居、中华文明复兴中有效的资源，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

中国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一方面，历史是过去，要研究中国都邑规画的历史，总结都邑规画的经验教训，并努力上升为理论，凸显都邑规画在中华文明中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实践是创造新的历史，都邑规画要服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开新局谋新篇。根据时代的需求，城市规划采取新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